2月4日,亚洲独角兽论坛（Asia Unicorn Forum，简称AUF）正式发布《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并首次推出AUF城市创新指数。
2025年，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从亚洲内部来看，亚洲多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密集经历了政权交替，新执政者的战略偏好直接引发地缘政策调整，而部分区域则爆发了武装冲突；外部表现则集中于美国，其通过牵头“Pax Silica” 半导体联盟实施技术封锁，加上对印度加征累计50%的关税、对东南亚多国加征不等关税进行经济胁迫，试图构建排他性阵营，直接加剧了亚洲地区阵营化趋势。
虽然，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开创跨区域合作新模式，但亚洲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多重影响：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不仅影响亚洲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对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威胁；经济分化与发展不均衡，尽管亚洲整体保持增长，但内部差距扩大，部分国家面临增长乏力、债务上升和财政可持续性压力；外部融资环境趋紧与金融波动，金融条件仍然偏紧，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引发资本外流、汇率波动和资产价格震荡，对经济稳定构成挑战；亚洲独角兽在冲击中艰难前行。
据亚洲独角兽论坛最新发布的《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亚洲独角兽总量较2024年减少49家至597家，其中46%的退出企业源于估值回调，而硬科技、软件虽为新晋主力（合计占比超 60%）却仍难抵整体收缩，地缘政治引发的全球资本避险、供应链重构与估值泡沫挤出，成为亚洲独角兽数量收缩的关键变量。
一、亚洲独角兽减少49家
与2024年的646家相比，2025年亚洲独角兽减少了49家，截至2025年底共计597家，累计估值2.84万亿美元，平均估值约47.6亿美元，自成立到成为独角兽的平均年份为5年，分布在亚洲的16个国家，涉及10个一级行业（对应31个二级行业）。中国的独角兽数量最多，达421家，占亚洲独角兽七成；其次为印度62家，数量占比达10.38%；仅中国、印度、以色列、新加坡、韩国5个国家的独角兽数量超过10家；其余11个国家的独角兽数量均低于10家。
数据来源：亚洲独角兽论坛《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
（1）新晋独角兽39家
2025年，亚洲新晋39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约为2207.71亿美元，平均估值约为56.61亿美元。其中硬科技（13家，34%）和软件（11家，28%）行业居多，金融科技（4家，10%）以及交通运输（4家，10%）行业其次，其余为医疗健康（2家，5%）、消费（2家，5%）等行业。
2025年新晋独角兽主要分布在7个国家，其中，中国新晋26家，占总体的67%；印度其次，共4家，占总体的1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家，占8%；新加坡和以色列各2家，各占5%；沙特阿拉伯以及马来西亚2025年仅有一家新晋独角兽企业，各占3%。
数据来源：亚洲独角兽论坛《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
（2）退出独角兽89家
2025年，亚洲独角兽退出了89家，主要退出原因包括四大类：上市（28家）、被收购（12家）、估值回调（41家）和破产（8家）。从总体原因来看，估值回调是亚洲独角兽在2025年退出的主要原因，占比46%；其次是上市，占比31%。从国家分布来看，中国在2025年退出的独角兽数量占比最多，高达67.4%，共60家，其中，29家估值回调，19家上市。其次是印度，共有16家独角兽退出，包括8家上市，6家估值回调。这也符合亚洲独角兽总体的数量分布。
数据来源：亚洲独角兽论坛《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
综合来看，亚洲独角兽退出数量是新增数量的2.3倍，直接导致了总量的净减少，估值回调是首要原因。这背后直接反映了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估值重构和资本筛选，挤出泡沫，资源向真正优质的企业集中。
亚洲地缘政治的大变局使投资更为谨慎。资本不再追逐“故事”和用户规模，而是更关注清晰的盈利路径和健康的发展方式。许多依赖持续融资“输血”，但商业模式未经考验的公司，其估值被大幅下调，从而“跌落”独角兽神坛。
虽然总量减少，但新晋独角兽集中在硬科技和软件领域，合计占比超过60%。这表明资本正流向那些具备核心技术壁垒、解决实体经济关键问题或能提升企业效率的赛道。相反，部分商业模式创新、消费互联网等领域的公司面临更大挑战。
二、软件和硬科技独角兽 逼近半壁江山
597家亚洲独角兽来自于10个一级行业，对应31个二级行业。软件和硬科技是亚洲独角兽最集中的赛道，合计占比42%，反映了这两个赛道的高成长性。农业作为传统行业，独角兽数量最少，这与农业的长周期性、低利润率有着直接关系。
1）一级行业：软件、硬科技、交通运输、消费行业的亚洲独角兽数量均在85家及以上，位列前四，合计占70.7%。其中，154家来自软件，占26%； 95家来自硬科技，占16%；87家来自交通运输，占比15%；86家来自消费，占14%。此外，金融科技的公司数量超50家。
2）二级行业：62家公司来自于汽车交通行业，占总体的比例最高，为10.4%，以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汽车零部件、智慧交通等为主；58家公司来自于金融科技行业，占9.7%，以互联网支付、数字银行、数字保险等为主。此外，半导体、企业服务、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娱传媒五个赛道占比也均超过5%。
亚洲独角兽论坛分析各国家对应行业的独角兽估值后，发现：1）中国的软件、文娱传媒、交通运输、硬科技、消费、金融科技6个行业总估值均超过1000亿美元；印度仅软件行业总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2）除中国和印度外，以色列的软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文娱传媒估值也相对较高。
数据来源：亚洲独角兽论坛《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
三、AUF城市创新指数
2025年，亚洲独角兽论坛首次推出AUF城市创新指数，旨在深度剖析亚洲城市在创新方面的潜力和表现。AUF指数从政策与基础设施、创新投入与资源基础、创新企业活跃度、创新产出与技术影响力、创新资本与创业生态5大维度，共计17个指标进行分析。亚洲独角兽论坛研究发现：
政策与基建的先导性。印度海得拉巴和新加坡，通过极具竞争力的政策扶持和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为技术产业落地提供了优沃土壤。
科研资源的集聚效应。北京和上海凭借庞大的科研经费投入和世界级高校群，确立了其在原始创新和人才储备上的统治地位。
资本与市场的共生关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印度的班加罗尔的发展表明，成熟的风险投资生态和退出机制是加速科创成果商业化的关键动力。
在AUF指数的版图中，中国城市凭借庞大的体量占据了头部位置，而亚洲其他国家的中心城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创新进化路径”。
数据来源：亚洲独角兽论坛《2025年亚洲独角兽发展报告》
从北京的绝对领先到众多区域中心的特色发展，中国构建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战略导向，又充满内部多样性的庞大创新生态系统。北京和上海是世界级创新引领者，北京以89.38分的卓越表现稳居亚洲创新城市的首位，上海以81.88分的综合评分展现出独特魅力。以深圳、杭州、南京、合肥、苏州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城市，是中国创新版图上最活跃、最多元的板块。它们没有简单复制京沪模式，而是基于自身历史积累、资源禀赋和区域角色，开创了各具特色的创新之路。
新加坡的得分，是其将地缘政治“小国”的约束转化为全球创新“枢纽”优势的完美体现。其发展模式是高度设计、高度精准的。新加坡在政策与基础设施支撑上堪称典范。其政策以稳定、透明、高效、国际接轨为核心特征。在创新资本与创业生态方面，新加坡并非传统的“生产型”创新中心，而是“资源配置型”和“风险定价型”中心。它利用低税率、健全法律和人才开放政策，吸引了全球几乎所有顶级风险投资机构在此设立区域总部或办公室，管理着投向整个东南亚乃至亚洲的资金。
首尔，正处于财阀经济与创新转型的十字路口，其综合评分位居亚洲前列，反映了韩国作为发达经济体和科技强国的基本盘依然坚实，但其内部结构揭示了深刻的转型阵痛。首尔在创新投入与资源基础、创新产出与技术影响力两个维度上表现最为突出，这直接得益于以三星、LG、现代为代表的财阀体系。首尔的相对短板主要体现在创新资本与创业生态和创新企业活跃度。尽管政府设立了庞大的创业基金，但整个风险投资市场仍被财阀旗下的企业风投（CVC）主导。这种资本结构导致创业公司更容易成为财阀的技术附庸或收购目标，而非独立的颠覆者。
班加罗尔，称得上全球软件创新生态的范式重构者。这座印度科技之都完成了从“世界办公室”到“全球产品实验室”的战略转型，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构建了一个极度聚焦软件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高度依赖工程师文化的创新系统。班加罗尔企业普遍采用“全球化”模式，产品设计阶段就瞄准欧美市场，利用印度的成本优势和时差优势进行24小时开发迭代，通过开源社区和开发者生态建立早期用户基础。然而，班加罗尔也面临基础设施瓶颈、人才成本快速上升、政策环境波动等挑战。
特拉维夫，展现了一个小国通过极端专业化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占据不可替代位置的典范。其创新模式可以概括为安全需求牵引、军事技术转化、全球资本支撑的铁三角结构，在网络安全、数字医疗领域形成了世界级的创新集群。国家安全需求的技术溢出效应构成了创新生态的独特基础。创新生态的密度与开放性达到微妙平衡：在半径20公里的都市圈内，聚集了以色列70%的科技初创企业、80%的风险投资基金和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当前，特拉维夫正面临技术领域过度集中、产业生态单一化的风险挑战。
东京的综合评分，与其世界级大都市的地位形成了令人深思的对照，尖锐地暴露了成熟发达经济体在创新模式换期可能遇到的系统性障碍。一方面，东京在政策与基础设施支撑和创新投入与资源基础方面底蕴犹存，其基础设施质量、社会治安、教育水平均属世界一流。另一方面，东京的失分主要集中在创新资本与创业生态和创新企业活跃度：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习惯于基于抵押物的债权融资，对高风险、无资产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极为陌生且抗拒；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和“耻感文化”，使得社会精英将进入大企业或政府视为正道，创业被视为高风险的歧途，失败则可能带来社会性死亡。政府虽然推出了许多鼓励创业的计划，但往往设计复杂、审批繁琐，且与市场真实需求脱节，效果有限。
